几乎同一时间，河南、山西的豪门地主也愤怒地来到内阁抗议，认为于谦胆大妄为，不堪重用，朝廷当以罢黜，一时声势浩大，好在于谦的人缘倒也不差，曾经的好友都察院的顾佐为其辩解，加上江西、河南、山西的不少官员觉得上司无辜被劾、为他在地上工作成果被人无端质疑而鸣冤道：“作为科道官，居然敢留任因为考察被罢黜的官员，这可有先例吗？莫不是纲纪都要乱掉了！于大人的官声都很好，素有清介君子之名，实乃为国为民的好官。
杨士奇作为首辅，不可能不面对这些奏折，本着不得罪人的原则，杨士奇并不想将处分拟得过重，只是责备了于谦两句，这事儿就这么过了，有了内阁的态度，于谦做事越发毫无顾忌，先是亲到河南开封一带黄河沿岸视察，发动农民在秋后增筑沿河大堤，更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巩固堤基，每五里设立一个窝铺，派专人巡守，负责督率吏卒，随时修缮河防。对于刑狱，也多悉心从事，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人人得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几乎是全面能手，弄得河南的一干官员坐立不安的很，非但如此，又在山西、河南各县，将交通大道，筑高路基。旁边多开壕堑，多植槐柳等树。路旁或三里、或五里、开凿一井，大行爱民之举，这种保百姓，得罪豪门的事情，自然引起了更多的豪门地主的不满，经过他们的资助的官员得他们指示，疯狂的弹劾。
眼看次次弹劾无果，一些不甘心的官儿干脆将矛头对象了杨士奇，也不知那个大胆的官儿匿名写了一份《请诛贼臣疏》，奏折上大骂杨士奇为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贼乎！“这一番大骂立即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响应，纷纷上奏折弹劾，骂得最狠的无一例外是来自江西、山西、河南，说什么太祖高皇帝亲见宰相专权之祸，遂诏天下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不得平章国事。故载诸祖训，有曰，以后子孙作皇帝时，臣下有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其为圣子神孙计至深远也。及杨士奇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题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后敢行。及今则先面禀而后敢起稿。杨士奇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杨差人络绎不绝。事无大小，惟杨士奇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虽以前丞相之专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杨士奇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干系。以故各官之升迁，未及谢恩，先拜谢杨士奇。盖惟知事权出于嵩，惟知畏惧奉承于杨士奇而已。此坏祖宗之成法，此乃大罪也，这一番诛心之言，差点没把杨士奇活活吓死，急忙上奏辩解，总算当今圣上不糊涂，这事儿才算是就此作罢。
但经过这一事，杨士奇在对待于谦的问题上虽说一如既往的支持，但在触碰祖宗法度的事情上留有余地，这并非是害怕，而是避免再度引起言官的弹劾，弄得朝廷不得安宁，身为首辅比谁都清楚，一个盛世的王朝，最需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