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看着徐光启诚恳劝谏的样子，思考了一下才说道:“两位先生以为，朝廷应当怎么做，新政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支持呢？”
虽然对于皇帝的问题有些疑惑不解，徐光启还是诚恳的回道:“陛下是大明天子，只要陛下颁发的新政有利于国计民生，天下百姓自然就应当支持朝廷的新政，这不是理所当然之事么？”
朱由检默不作声，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徵，在皇帝目光的注视下，他不得不开口说道:“想要获得天下百姓对新政的支持，臣以为，应当许百姓以利益，百姓重利轻义。
若是他们能够因为新政获得利益，新政获得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虽然士大夫们口头上都言之凿凿的说，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但是拜大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赐，近世的士大夫们在实际行动上，追求实际利益的举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
像蒲州张、王两家，根本就是披上了一层士大夫外衣的商人了。江南地区的士绅同豪商之间，早就通过姻亲关系勾连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算是王徵这样还算遵守着传统价值观的士大夫，对于使用利益去引诱百姓，以获得百姓对于新政支持的方式，也并不抵触。
不过朱由检显然并不认同两人的说法，他摇了摇头说道:“用利益去引诱百姓支持新政，固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成效，但是以朝廷现在的状况，可给不起足以让天下百姓长久支持下去的利益。
朕以为，想要让天下百姓支持新政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他们不支持新政就会受到利益上的损失。
朕之所以要在短期之内把局面铺开，就是要让新政能够尽可能的影响到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
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下，那些反对新政的士大夫便不能不考虑，废除新政引起的各地百姓的反弹。
比如现在开设的三大银行，那些商人们刚开始不过是想要做一次小小的投机，看看能不能从朕这里、新政中捞取些好处。
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却变成了，保住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不受损失。
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1块钱，他们不得不新投入了2块钱；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3块钱，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再次投入6块钱。
其他行业的商人朕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银行中有股份的商人，必然是最为支持新政的。
同理也是，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没有朝廷的投入就并无法完成。在工程没有完工之前，地方上的百姓、士绅就不得不支持朝廷，以避免工程中断。
而购买了朝廷为筹集建设资金所发行公债的百姓们，他们就更不愿意新政废除了，没有了新政对财政上的变革，公债的偿还就没有保证。
所以，两位先生的担忧，在朕看来并不是问题。现在的摊子铺的越大，新政推出的政策越多，反对新政的力量就越是畏缩。
试问今日之大明，除了朕以外，谁还能维持住现下的局面？难道那些东林党人上台之后，能够用仁义两字一笔勾销，朝廷对银行和百姓数千万元的欠债？
如果他们真能做得到，朕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为了让朝廷能够按时还款，不让他们手中的公债股份一文不值，他们也不得不支持朕，也不得不继续向朝廷借款。
所以两位先生不必担心摊子铺的太多，朝廷负债太多，从而让新政遇到挫折。相反，朝廷负债越多，天下百姓对于国事的关心就会越高，新政推行的阻碍才会越小。”
对于崇祯这套负债治国的歪理，徐光启和王徵不由面面相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皇帝的这番话语，这些言论显然不太符合，先贤所推崇的仁义治国之政。
徐光启随即想起，他最近刚刚看过的一本译书，西方权谋之士所著的《君主论》，里面的言论倒是同皇帝现在所言颇为相近。
他脑子里只是稍稍转过了这个念头，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这个想法。
这本《君主论》中所阐述的道理虽然不无可观之处，但是却大违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国方针，近乎于法家、杨朱之学。
现在大明士林已经对西学在京城的传播大有意见了，一旦传出皇帝被西方学者所著的《君主论》所影响。恐怕西学蛊惑君王，祸乱朝政的名头就更跑不掉了。
在经过了，一年多大规模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徐光启从一位欣赏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单纯仰慕者，认为可以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借西学来改造大明儒学中不适宜当代的一部分。
很快转变成了一名主张对西学要批判着吸收的学者，在看过了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之后。徐光启等人也终于认识到，欧洲并不如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