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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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女人们的心灵从来都是并且永远都比男人们更真实。这个变革的大时代使大多数女人更真实起来了。
  
  百花玩具厂厂长与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主任截然相反,她对男人有种本能的防范。她清楚地看到了生活中一层可怕的现实:男人们不但无情地彼此践踏,还随时准备无情地践踏在某方面成功地超越了他们的女人。她所警惕的是男人,她所亲近的是女人,尤其是那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的姑娘们。更具体地说,是本厂的那些姑娘们。当她从她们身上发现了那么一种热情饱满的享受生活的健康愿望后,不但亲近她们,而且爱她们了。
  
  百花玩具厂差不多是一个女儿国,一个城市中的女性的部落。新入厂的姑娘,不出三天准会唱首歌:
  
  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趁你还没学会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不必谁教,听便听会了。听会了,便不由你不随着哼唱。连传达室的那老头儿,闲来无事,也时常陡地一嗓子吼道: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这首被小程琳唱红了的流行歌曲,仿佛成了百花玩具厂的厂歌。
  
  这个城市中的芳龄女性为主体的“部落”,简直可以比作是一口染缸。染料不是红色的,也不是黑色的,是玫瑰色的,如果玫瑰色代表青春的话。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入厂前头脑里塞满了些什么样的思想,你入厂后须得明白这样一条道理:好好儿工作,为厂也为你自己多挣钱。你缺钱花生活就不是你。没有什么人专门对你进行这种教育,靠的是“部落”意识的集体影响,靠的是自己教育自己。它的姑娘们一个比一个喜欢打扮,善于打扮,一个比一个赶时髦。
  
  而她,是这个“部落”的酋长。温良,开通,宽厚的女酋长。
  
  当城市将她从二十余万返城知青的待业大军中推到一个名曰工厂实际上比中世纪的破陋作坊条件还差的“单位”不久,它便濒临解体。银行里只剩七元钱的基金,厂里只剩下二十几名由家庭妇女组成的女工和几捆锈得无法做成沙发弹簧的钢丝。那些女工不散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单位”还欠她们三个多月的工资呐!她们打算卖掉那几台肮脏的车床,将钱一分了之。
  
  “原指望老了有个拿零花钱的地方,没承想竹篮打水一场空!你怎么给分到这儿来了?这儿也算个‘单位’?”
  
  “我们倒霉,你比我们还倒霉。卖了车床,钱有你一份儿!”
  
  “我们走了,你就是厂长了!还有什么能卖钱的,你只管卖!”
  
  厂长早已辞职,“跑单帮”做“倒儿爷”去了。
  
  她们都有点同情她。
  
  后来她们总算把车床卖掉了,分给了她七十元钱,便纷纷散去了。
  
  那时她仍住在郭家,名分上仍是郭立伟的嫂子。他在哥哥死后,对她格外敬重。
  
  他见她犯愁,问:“嫂子,那厂房大么?”
  
  “挺大的。”
  
  “有多大?”
  
  “十来个教室那么大呢,还有更大的个院子,破破烂烂的。”
  
  “厂房漏雨么?”
  
  “谁知道呢!”
  
  “嫂子,你别愁。明天我请天假,陪你看看去。”
  
  当小叔子的也没再多说什么,爬上小厨房半空的吊铺就睡去了。
  
  第二天,他一进厂房,便道:“好地方嘛!”见角落里还放着两捆油毡,又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遂爬上房顶,顺下条绳子,将两捆油毡扯了上去。
  
  “要不要我帮忙?”
  
  “你能上得来么?”
  
  “能!”
  
  “那你也上来吧!”
  
  于是她也爬上了房顶。
  
  当小叔子的想得很周到,随身带了工具袋,掏出锤子和几把钉子,在她的配合下,将破油毡扯下,铺上了新油毡。
  
  “立伟你打的什么主意?”
  
  “先别问。”
  
  铺完了,两人都下了房顶,他还不告诉她。钉门,修窗框。门钉正了,窗框修严了,又对她说:“现在该打扫打扫了!”
  
  “立伟,你别让我纳闷啊!”
  
  他却光笑笑。
  
  她只好跟他一块儿打扫。
  
  整整一上午,两人弄得蓬头垢面,满身灰尘。偌大的厂房总算打扫干净了,偌大的院子也总算打扫干净了。他不知从哪儿借了一辆手推车,两人从厂房里院里推走了十几车垃圾。
  
  之后,他用粗铁丝拧上了院门,带她到他的厂里去洗澡。
  
  把门的从窗口探出头问他:“郭儿,今天没上班?”
  
  “请了天假,干点家里的活儿。”
  
  “难怪这模样!这位……是你带来的?……”
  
  “我嫂子。带她来洗澡。”
  
  “噢……快去吧,快去吧,中午人不多!没带毛巾什么的吧?用我的?”
  
  “那就用你的!”
  
  传达室走出一位女工,说:“郭儿,你嫂子交给我吧,我陪她去洗。”
  
  那女工边走边对她说:“郭儿可是个心眼儿好的人。”
  
  她说:“和他哥一样。”
  
  “要是换个人,哥哥死了,还容嫂子占着房子?不撵你搬走才怪呢!”
  
  “我也挺不落忍的,害得他住家里不方便,总住厂里。”
  
  “要不全厂都说他心眼儿好呢!他还求人给你做媒呢!”
  
  “他……”
  
  “你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兴许不该告诉你!他就求过我。你既然知道了可别犯猜疑啊,他纯粹是为你着想。他说,你要再结了婚,没房子的话,他家那房子就永归你!哪儿找这样通情达理的小叔子!如今亲兄弟亲姐妹为了争房子打得四邻不安的事儿还少么?论说郭儿,不是腿有毛病,早让姑娘们追上了!……”
  
  那女工自来熟,不住口地说,一句句话说得她心酸又暖。
  
  她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低声说:“大姐,你先给我弟做做媒吧!成了,我感激你一辈子!他若明天结婚,我今天就搬走。房子本该属他的……”
  
  那女工道:“你们叔嫂二人的事儿,我是愿意热心帮忙的。愿意热心帮忙的人不少呢!这事儿得碰巧儿,慢来。解决一个是一个呗!”
  
  一番话又说得她心乱如麻。
  
  管浴室的老女人见她陌生,要她买澡票。
  
  那女工生气地道:“你这老婆子,买什么澡票哇?她是郭儿他嫂子,我一进门不就告诉你了么?”
  
  “谁他嫂子?……”
  
  “细木工车间的郭立伟!”
  
  “嗨,你也不说清楚!不用买票,不用买票……”
  
  那老女人直拿眼睛打量她,仿佛打量一位什么可敬的人物似的。
  
  “谁的毛巾给郭儿他嫂子贡献过来!”
  
  “用我的吧!”……
  
  洗完了将要离去的女工们,纷纷将毛巾什么的递给她,使她窘得不行。
  
  陪她前来的那女工却笑道:“别不好意思。爱用谁的用谁的,郭儿在厂里有人缘儿着呢!”
  
  温水淋头的时候,她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她一任它流着,流着……她替九泉之下的仅做过一夜夫妻的丈夫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安慰。她用心对他说:立强,咱们有个好弟弟。我徐淑芳这辈子都把立伟当成我亲弟弟一样……
  
  那女工比她先洗完,在更衣室等她。她一出来,就将不知从谁人那里借的一套衣服给了她,说:“兴许你穿着能合身儿……”
  
  她慌乱地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借谁的快还给谁吧,人家带来也是要换的……”就去抓自己那套满是灰土的衣服。
  
  那女工却将她那套衣服抢了过去,塞入一个网兜,说:“这有什么!不是冲着你是郭儿他嫂子么?网兜也借你了!你那身衣服怎么往身上穿啊!……”
  
  她穿着不知什么人的一套衣服出了浴室,见他在路旁等她,一手拎着两条一尺多长的肥鲤鱼。他也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将脏衣服用张报纸卷着夹在腋下。她以一种温柔的目光望着她死去了的丈夫这唯一的弟弟,唯一的亲人,微笑着走到他跟前。那一时刻她仿佛觉得天空将一片最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她身上,为的是使她感到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其实都必有某种幸福——如果谈不上幸福的话,也必有某种慰藉。
  
  那跛足的年轻人也微笑着。
  
  她猛地想到,他已经三十了,早该有个生活伴侣了。
  
  她同时感到对他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决定从今以后负起这个责任来。
  
  “你买鱼干什么啊?”
  
  “食堂里在卖,人人都买,比自由市场的便宜。嫂子你拎回家做着吃吧!”
  
  “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家?”
  
  “不了。”
  
  “跟我一块儿回家,我给你做顿清蒸鱼吃,咱们焖大米饭,你送回家的好米我还没吃完呢。”
  
  “嫂子,我不回去了吧!有点累了……”
  
  “我又不是让你回家再干什么活儿!你不回去我不接这鱼。”
  
  “那我回去,”他低了头笑着说,“好久没吃嫂子做的饭了……”
  
  于是他们并肩向厂外走去。
  
  “立伟,自己得存点钱了,嗯?”
  
  “嗯。”
  
  “和那姑娘,还有挽回的余地么?”
  
  “哪个姑娘?”他站住了。
  
  “别瞒我了,我全知道了……”她也站住了。
  
  “孙师傅告诉你的?……她嘴真快!”
  
  “要是还有点挽回的余地,就试试吧!”
  
  “没什么可挽回的!”他一脚将一块石头踢出老远。
  
  “人家姑娘也有人家姑娘的道理。要结婚么,当然得有房子……嫂子想法子再找个住处就是……”
  
  “迟两年结婚就不成?她才二十四五岁,又不是老姑娘!凭什么让我把嫂子撵出家门?!”
  
  她默默地望着他,不知再说什么好。那一时刻,她觉得他太像他哥哥了。
  
  她叹了口气。
  
  “嫂子,为这么件事儿不值得叹气。”他说着,换手拎着那两条鱼,其中一条鱼甩了下尾巴。
  
  “嫂子,你看有条鱼还活着呢!”他瞅着她笑。
  
  她觉得他那笑,也十分像他的哥哥。她常常认为郭立强并没有死,不过是到外地工作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出现,带给她意外的惊喜。
  
  走到厂门口,他犹犹豫豫地又说:“嫂子,我还是不能回去。”
  
  “为什么?”她有点生气了,瞪着他。
  
  他赶紧说:“嫂子你别生气,我为你的事儿。”
  
  “为我什么事儿?”她脸红了。
  
  “为你干活的事儿。”
  
  “你能帮我找到工作干?”她顿时高兴起来。
  
  “还不一定呢!我得挨个儿求厂里领导,但愿他们都点头……”他低下头去,将两条鱼递给她,“嫂子你今天够累的了,回家好好休息。要是事儿成了,明天一早准回家告诉你!不成呢,算咱俩今天白辛苦,你也别怨我……”
  
  她一接过鱼,他转身就走。
  
  “立伟,”她低声叫住了他,“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带回家给你洗。”
  
  “不用,我在厂里洗更方便。家里没有自来水……”
  
  “给我!”
  
  他又犹豫了一阵,从衣服卷里将袜子和短裤抽了出来。
  
  她一把连袜子和短裤都夺了过去,竟真有些生气了……
  
  第二天一早,他果然回到了家里。
  
  “成了?”
  
  “成了!”
  
  “什么活儿?”
  
  “跟我走吧!”
  
  他很兴奋,她便忍住不问。
  
  叔嫂二人又来到了她的“单位”。
  
  院门上了一把虎头大锁。他从兜里摸出钥匙,开了锁,让她先进。她一进入院内,呆住了。偌大个院子,摞满了已经刨好的木板、木条、木方,分类放得整整齐齐。上边都用帆布蒙着,下边都用几层砖垫着。
  
  “让我给你们厂看管木料?”
  
  “我们厂的木料也用不着往这儿放啊!”他得意地说,“我们厂给两所大学承做了三千多套课桌课椅,厂里其他活儿也忙,怕得超期。所以厂里让职工家属包组装。好多人替家属争着包,大伙儿一听我是为嫂子,都让我,结果我一下子给你包了一千七!”
  
  “立伟,你欠考虑了。我也不会木工活呀!”望着那一垛垛木板,木方,木条,她发起大愁来。
  
  “嫂子,这一点儿不难!”他鼓励她,“你看这些木板,木方,木条全是加工好的,用螺丝钉拧在一起就行了。我先给你装一套。”
  
  只用了二十几分钟,他便组装好了一套。
  
  他又指着那一垛垛木板、木方、木条说:“哪是面儿,哪是底儿,哪是腿儿,哪是横牚,垛上我都给你压着纸呢。按顺序拿,按顺序装,没错!”
  
  她有了些信心,遂问:“你什么时候把这么多东西运来的?”
  
  他笑笑,说:“昨晚上。”
  
  她惊讶了:“就你一个?”
  
  “求了两个哥们儿帮忙,厂里出了辆卡车。”
  
  “你们……忙到挺晚吧?”
  
  他又笑了笑:“早晨三点多。”
  
  “那怎么不叫上我?”
  
  “这是累活儿。再说你今天就得开始干了。”
  
  “你今天不是也得上班?”
  
  “我是男的。”
  
  她望着他那种疲惫的强打精神的样子,心内一阵阵涌起着奇异的冲动,直想捧住他的脸说:立伟,你真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嫂子,进去看看。”
  
  他说着走入了厂房。
  
  她见他那条瘸腿更瘸了,问:“立伟,你的腿……”
  
  他淡淡地回答:“没事儿。昨晚从车上往下蹦,脚腕拧了。”
  
  厂房里,已经组装起了几套桌椅,成两行摆在后边。
  
  “嫂子,你得从后往前装,一行行摆好。别堵住前后门,留出过道来。装好了,不光洁的地方,用砂纸打打。还有一道工序,上漆。两桶快干漆放在那个墙角儿。上漆是有讲究的活儿,你没干过,可千万别自己干,哪天我来帮你干。完一批,我跟厂里的车来拉一批,保证厂房里总是宽宽绰绰的……嫂子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明白了。”
  
  “这是几盒螺钉,给你留两把螺丝刀,这是砂纸,锤子也留给你。但尽量别使锤子……”他一一摆在窗台上。
  
  “一把螺丝刀就行。”
  
  “还是给你留两把。只一把,一时坏了,或找不到了,耽误干活,怕你心急!”
  
  她想:立强,立强,幸亏你有这么个好弟弟啊!
  
  “嫂子,那我走了……得赶紧去上班了……”
  
  “等会儿……我看你脚……伤得重不重?”
  
  “别看了,轻轻的……”
  
  “让我看!”她蹲下了身。
  
  他只好将那只裤腿儿往上抻起。
  
  她不禁呀了一声:“还说轻轻的呢,肿得这么高!”站起后又说:“立伟,听嫂子的话,休息几天吧!就算你听你哥的话,啊?”
  
  他放下裤腿儿,说:“这阵儿厂里活儿多,我要歇了,我师傅得受累。”
  
  她严厉地说:“我不管你师傅!反正你得给我休息!今天不许你回厂,回家去,啊?你听不听嫂子的话?”
  
  他顺从地回答了一个“听”字,就一瘸一拐地走了……
  
  偌大的、空荡荡的、四壁颓败的厂房里只剩下了她自己。这个空荡荡的、四壁颓败的、令她感到发阴并且确实发阴的地方,散发着某种类乎从塌陷的菜窖散发出来的潮湿的腐烂的气味儿。它昏暗的空间,飘荡着社会最底层的、病态的、卑俗的小市民男女的苟且的情绪。它与穷困相关,与文明格格不入。她内心有些发毛。那些女工们曾告诉她,这里吓死过一个人,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吓死的。女人原也是这小工厂的女工,男人是最初的厂长。他勾搭上了她,后来她又和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不大理他了。他对那个女人是又迷恋又总想小小地报复一下。有一天夜里,他又约那个女人来厂里私会。那个女人打扮得妖妖道道的,骗她丈夫说是来厂里加班,结果那女人满怀骚情地叫开了门,迎面看见的是一张恐怖的“鬼”脸——披头散发,青面獠牙。耷拉着一尺多长的血淋淋的舌头,锐锐的一双利爪就来掐那女人的脖子,还用可怕至极的声音说:“我要吃你的心肝!……”是那男人装扮的。
  
  那女人尖叫一声就昏倒了,那男人就跑了。
  
  结果第二天他来上班,发现门口围着许许多多的人,派出所的也来了,在维护现场——那女人死了。
  
  那个男人被判了刑。两年后死在狱中……
  
  那些女工们都说那个女人死得活该。也都说那个女人是这街道小工厂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个女人。还说那个厂长是最有办法的一任厂长,把这个小街道工厂搞得挺红火的,其后的几任全比不上他领导有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者只做和尚不撞钟……
  
  出了一桩人命案,街道委员会对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重视起来了,他们派人来抓了一阵子思想教育,结果又证据确凿地查出了不少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日子但凡还能过得去的那些男人们,怀着苦涩的羞耻将自己的女人们从这个地方领回去了,以各种方式永远地断绝了她们再想到这儿来的心思。于是这个地方只剩下了一些老太婆和一些丑女人,同时也就永远地失去了足以令一个男人心旌摇荡的某种活力,于是继任者们一个比一个平庸一个比一个碌碌无为……
  
  那些卖掉了破旧机床,分了钱已散去的老女人和丑女人们,在和她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整日喋喋不休地向她诉说她们是多么缅怀这里的过去,缅怀破旧机床发出的那种尖锐刺耳的噪音,缅怀年轻女人们那种放浪形骸的笑声和与男人们打情骂俏的淫邪的热闹,甚至缅怀那个她们当时认为被吓死了很活该的“骚狐狸”以及一双色眼专在年轻女人们身上睖视的那位被判了刑的厂长……
  
  因为那时她们有活干,每天能挣一元多钱。
  
  和她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徐淑芳只是觉得这个地方脏而乱,像那些老或丑的女人们,却并不觉得这个地方可怖。正如并不觉得那些老或丑的女人们可恶。刚才她也并不觉得这个地方可怖,因为有她的小叔子郭立伟和她在一起。
  
  此刻,这个地方只剩下她自己了,她觉得这里有点鬼气拂拂的,觉得有鬼魂在渐渐逼近她似的,觉得一阵阵发冷,一阵阵汗毛竖立,觉得昏暗的空间正有什么带着斑斑血污的毛茸茸的东西飘落在身上。
  
  一只肥嘟嘟的耗子,嗖地从她脚边蹿过,吓得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而她又更被自己那一声尖叫吓着了。
  
  她从厂房里跑了出来,跑到了院子里。她觉得院子里也是可怖的。仿佛一个男鬼和一个女鬼,隐蔽在一垛垛木料后面,鬼眼咄咄地注视着她,随时可能从帆布下露出狰狞的面目或探出锐利的鬼爪,用可怕的声音说:“我要吃你的心肝……”
  
  她又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她坐在院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努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她身上,使她感到安全了一些。而院门缝却渗出阴森的潮湿的过堂风,使她后背愈加觉得冷气相侵。还觉得门缝随时会伸出只手,将她一把拽入院里去。
  
  她起身踱到路对面去,站在一棵枯树下,望着那两扇使她感到可怖的院门。一只风筝的残骸挂在树上,风筝尾巴静静地垂在她头顶。
  
  这是一条狭长的胡同,一条无人行走的胡同。两旁居民的院落很疏散,所有的门户几乎全都开在另一面,这一面全是高低不一参差不齐的后山墙。有几堵后山墙存在着被砌死了的后窗的痕迹,居民们嫌这条胡同太肮脏。这里那里,一堆堆垃圾散发着臭气。就在离她不远的一堆垃圾上,趴着一只令人作呕的猫的尸体,布满苍蝇。这是一条被城市抛弃了的胡同,城市的平面图上早已去掉了它的名字,然而它存在着。
  
  据那些和她相处过一些日子的女人们讲,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的门,原先也是开在另一面的,女工们图僻静,才封了正门,开了现在这后门的。如今正门已被土深深埋住,无法重开了。而当年她们每天行走于这条胡同的时候,没有居民敢往这条胡同偷偷倒垃圾,因为她们隔半个月差不多总要集体将这条胡同清扫一次。那位被判了刑的厂长虽然是个好色之徒,但也的确领导有方,的确有值得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缅怀之德。他还带领女工们在胡同两旁种过些树,它们如今都死了,她背后那棵树就是其中的一棵。
  
  这条胡同也自有它的一段历史。
  
  这历史记载着光彩也记载着耻辱,都是微不足道的。
  
  她久久地望着那两扇从里往外渗透着阴冷的潮湿的穿堂风的院门,终于想明白了她还是必须走进去,只有走进去。她自己的历史已写到了这一页,她无法将它空白地翻过去。她怕它如同怕鬼。厌恶它如同厌恶一个满面疤瘌的男人。但她必得接近它,习惯它,甚至还得付出热情拥抱住它,拥抱住它归根结底是拥抱住她自己的命运。只有紧紧拥抱住它才能紧紧拥抱住自己的命运……
  
  于是她一步步重新向那两扇院门走去,它那带树皮的朽木板上长着青苔和无疑有毒的赤褐色的蘑菇。她轻轻推开它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壮胆大声唱起了歌:
  
  宝贝,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哪我的宝贝,
  
  ……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那一天是一九八一年秋季的一天。
  
  那一天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全市首次职工业余歌手演唱流行歌曲大奖赛。
  
  到那一天为止她还不会唱任何一首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流行起来的流行歌曲。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究竟哪一根神经受到了什么样的牵动,一首外国歌曲从她记忆的半凝结状态的最深层翻了上来。
  
  而兴奋地向前奔跑着的生活,又何止仅仅将她甩下了五年!她甚至来不及抬头一看,就被孤单单地推到了一条又弯曲又坎坷的起跑线上,并且生活没给她一双好的跑鞋。
  
  宝贝,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哪我的宝贝,
  
  ……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她反复唱着,搬着木料走进那令她感到可怖的空荡荡的四壁颓败的厂房,开始组装。她手攥着螺丝刀的时候,仿佛掌握着什么足以置某种恶鬼于死地的强大武器,胆量增添了许多。后来她又唱别的歌曲,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国歌》,唱《国际歌》,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唱“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唱一切她想得起来的,“徐淑芳时代”的流行歌曲。
  
  什么人唱什么歌。
  
  后来她什么歌都不唱了,后来她也完全忘记了怕什么。后来她彻底被机械而单调的组装劳动搅入了某种忘我的亢奋之中。她脱去外衣,她满头是汗,她不觉得累,她不觉得渴不觉得饿……她似乎要一气儿将一千七百套桌椅组装完,直至厂房里黑暗了,不能再看清螺丝孔。
  
  她猛然间一抬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一缕蓝幽幽的光洒在她周围,那是窗外一根电线杆上路灯的光斜射了进来。而在那一缕蓝幽幽的光的四面,是静悄悄的漆黑。那么一种阴险的静!静中仿佛有什么在喘息着,四面的漆黑之处仿佛影影绰绰地晃动着些影子……
  
  恐怖猝不及防地一下子就攫住了她。
  
  “立伟!……”在那一瞬间,她失口叫喊出了她小叔子的名。她扔下螺丝刀,拔腿就往外跑。那条只有一盏路灯的肮脏的胡同也静悄悄的,也潜伏着某种险恶似的,也有什么躲在处处黑暗中喘息着似的,她觉得身后仿佛渐渐逼近地追赶着吐出血淋淋长舌的鬼……
  
  她跑到胡同口时,撞在一个人身上。
  
  “嫂子……”
  
  她一认出那是她的小叔子,便扑在他身上抱住了他。
  
  “嫂子,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啊?”
  
  “我怕……”
  
  “怕什么?谁?……”他轻轻推开她,以一种预备争凶斗狠的姿势站定,虎视眈眈地望着她跑来的方向。
  
  “没人……我怕鬼……”
  
  “鬼?……”
  
  “嗯……我知道根本没鬼……可就是心里害怕……”
  
  她难为情地垂下了头。
  
  他见她那样子,觉得挺开心似的笑道:“自己吓唬自己嘛!嫂子,我得查一下质量。一千七百多套呢,我对双方都担着不小的责任哪!”
  
  她点了一下头,跟他往回走。
  
  他像个逃荒汉似的,身后背着一大卷什么;她像个胆怯的小女孩儿似的,一手扯着他的一只袖子。
  
  进入厂房,他开了灯,她见他背的是毯子和褥子。
  
  她嗔怪道:“你走时怎么不告诉我开关在哪儿?”
  
  他说:“对这地方你该比我更熟呀,还不知道开关在哪儿?”
  
  她愈加不好意思起来,羞窘地笑了。
  
  四盏灯一亮,厂房内顿时显得比白天更光明。
  
  他将四张桌子靠着一面墙对拼起来,将毯子四角用钉子钉在墙上,将褥子铺在桌上,褥子中还卷着枕头,录音机,饭盒,旅行水壶,一双崭新的细线手套。
  
  他将枕头摆在褥子一端,拍软了,对她说:“嫂子,你歇会儿吧,坐着躺着随你便。”接着打开饭盒,又说:“我下班后回了一次家,把一条鱼做了,给你焖了一饭盒米饭,你吃完饭我把你送出胡同口。”
  
  “你没休息?”
  
  “没有。”
  
  “你不听我话?”
  
  他捧着饭盒,光是憨憨地笑。
  
  “你还笑!你存心惹我生气!”
  
  他惴惴地就不笑了,低声说:“嫂子,我可没存心惹你生气……”
  
  她倒是微微地笑了,心中不免涌起一种温情,也便低声说:“我会真生气么?……”
  
  她遂走过去,坐到那“床”上,从他手中接过饭盒,舒舒服服地靠着墙,盘起腿,大模大样地吃起来。
  
  他则不再看她,一心一意地拖着一条电源线,不知接通在哪儿了,装上盘磁带,那录音机送出了一个娇滴滴的女性的轻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
  
  她停了吃,颇严肃地问:“哪儿搞的这么一盒磁带?”
  
  他将声音调大了一些,说:“买的啊。”
  
  “哪儿买的?”
  
  “哪哪都能买着啊!”
  
  “我不信!现在让听这种歌了?”
  
  “早就让了!这是邓丽君唱的啊!”
  
  “邓丽君?邓丽君是谁?”
  
  “台湾最红的女歌星啊!”
  
  “台湾?……”
  
  他正在固定着那条电源线,听了她用那么讶然的语调说出的话,缓缓转过身,默默地望着她,他脸上有一种怜悯的表情。他和她一块儿从火葬场回到家里那天,她捧着他哥哥的骨灰盒,呆呆地坐在床上,他也是今天这样子,严肃地站在一个地方,默默地望着她,脸上也有这么一种怜悯的表情。
  
  “嫂子,”他忧郁地说,“你不能这么下去,再这么下去,即使你有了工作,你也不像个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了!”
  
  “我?……我会不像一个中国人?”
  
  “连外国人今天在中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都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而你好像一九七六年以前就睡着了,刚刚才醒。”
  
  “我……睡着了?……”
  
  她自言自语,低下头陷入了沉思。是啊是啊,徐淑芳,你在你的命运之中终日愁眉苦脸的,生活却在你周围天天发生着那么丰富的变化,你可不仅仅是为了干活吃饭才活在世上的啊!你才三十多岁,你可不能变成原先在这里干活儿的那些老太婆!
  
  邓丽君的歌声戛然中断。
  
  她一下子抬起头问:“录音机怎么了?”
  
  他说:“你不爱听这一盘,我换别的。”
  
  她连忙制止道:“别换,挺好听的,我爱听。”
  
  于是邓丽君的歌声又继续:
  
  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
  
  月亮代表我的心。
  
  ……
  
  她又开始吃饭。他则开始查看她组装起来的那几套桌椅的质量。她听着那台湾女人娇滴滴的爱意缠绵的歌声,忽然有几分不安:在黑天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地方,像自己这样年龄的一个女人,单独和自己的小叔子在一起,还有一张“床”,还听着这样的歌曲,别人如果知道了会作何想法呢?……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
  
  她偷偷地侧目去瞧他,见他察看得极认真极仔细,心中分明半点也没有她那种顾忌,她觉得自己的胡思乱想简直等于是对他的亵渎。别人?……管他们呢!重要的是他对她组装的那几套桌椅满意不满意。
  
  “嫂子……”
  
  “嗯?”
  
  “我做的鱼,行么?”
  
  “挺香的,比我做得好。”
  
  “本来我想做清蒸的,可是想不出用什么给你连汤带来。”
  
  “红烧的我也爱吃。立伟……”
  
  “嗯?”
  
  “我……装得还行么?”
  
  “一等质量!我还以为你装不了这么多呢。”
  
  她很自豪地笑了。因为他低着头,没看到她那自豪的笑,她觉着挺遗憾。
  
  “嫂子……”
  
  “嗯?”
  
  他走到了她跟前:“让我看看你手心。”
  
  她以为他要给她看手相,就放下饭盒,笑着,手心朝上将双手伸向他。
  
  “你自己看看。”
  
  她也看自己手心时,才发现手心磨起了好几处血泡。
  
  “呀,我的天!……”
  
  “这怪我。我没教你怎么样攥螺丝刀子才对劲儿。”他皱起眉自责地说,“回家用针穿破,轻轻压出血来,涂点紫药水儿,别涂红药水儿。明天戴上这双手套吧!”他从枕上拿起那双细线手套放在她身旁。
  
  “我真笨!”
  
  “难免的。吃饱了?”
  
  “饱了。”
  
  “喝几口水吧?”
  
  他将旅行水壶递给了她,瞧着她喝了几口水,又说:“嫂子,你现在就戴上手套,我教你怎么使螺丝刀。”
  
  于是她便顺从地戴上那双手套,从“床”上蹦下来。
  
  于是他像师傅指导徒弟似的教她。
  
  之后又教她喷漆。在他的指导下,她喷完了一套桌椅。
  
  “嫂子,你一点儿也不笨。”他高兴地说,“现在我送你走吧。”
  
  “那你呢?你别回厂,跟我一块儿回家住吧!”她不禁脸红了,随即低声补充一句,“邻居都挺好的,不会说闲话。嗯?”
  
  他说:“我住这儿。一晚上我能帮你组装六七套呢!”
  
  “那怎么行!”她急了,“不行!你不能再替我干夜班!你一人住在这么个地方嫂子也不放心啊!你跟我回家,要不我不走!”
  
  “这地方好啊!”他憨憨地笑,“凉快,清静,有床,有音乐。嫂子我保证一点之后准睡觉!”
  
  她注视着他那张永远对她带有敬意的年轻的脸,内心对他说:立伟,立伟,有我这么一位嫂子,你多倒霉啊!……
  
  第二天,当她来到厂房里,但见一排排组装好的桌椅,已将偌大的厂房占领得只剩一小块余地。
  
  他却不在了。
  
  有他的床在,有他的录音机在,她觉得他仍在身边似的。
  
  她不复觉得这个地方阴森可怖、鬼气森森了。
  
  她开了录音机,在节奏强烈的摇滚乐中,开始了她又一天的孤单单的工作……
  
  那些最后从这里散去的女人们重新回到了这里。不知是被台湾女歌星的歌声和摇滚乐所吸引,还是被夜晚的灯光所吸引。她们对徐淑芳说,按照惯例,有了活儿,是要大家伙干的。她们提醒她,卖掉那几台破旧车床获得的钱,她不是也有份儿么?她们的话听来振振有词,她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她们十分正当的劳动愿望和劳动热情。于是这个城市中的最低贱的角落,又有了紧张劳动的新气象,而郭立伟每天晚上依旧住在这里加夜班,年轻的细木工不仅仅是在帮自己的嫂子干活儿了,也是在帮她们“大家伙儿”干活儿了。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她们认为他完完全全是冲着他嫂子才心甘情愿地住在这么个寂寥的地方并且每天晚上加夜班到一点钟的,因此她们也就没什么必要对他表示感激。当嫂子的自然替小叔子觉得不公,她谴责她们,甚至请求她们对自己的小叔子哪怕表示出一点点感激也好。而她们偏不,她们回答她——“感激的话留给你对你小叔子说呗,”或者“你们俩之间,还用得着谁感激谁不成么?”
  
  她们真是又老又丑。
  
  而每当她坐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她们总是互相传递诡秘的眼色。她们是从不沾那张“床”的边儿的,她好心请她们坐,她们也不坐。宁肯就地坐块破麻袋片什么的。
  
  有时她真想骂她们一顿。
  
  她常常发现她们暗中窥视她,她们更用暧昧的目光看待她的小叔子;她每每替她的小叔子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他却根本不注意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用什么样的目光观察自己。他只是干活儿,吸烟,和自己年轻的嫂子并坐在“床”上,舒服地将背靠着挂了毯子的墙,说些意义不大的话,或者聚精会神地欣赏音乐。每当他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们一个个分明地是在竖耳聆听,就好像他和她说的那些意义不大的话,每一句全都包含着无数句潜台词或暗语似的。
  
  这种时候她最想骂她们。
  
  而这种时候她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最好。
  
  仅仅为了不破坏他的好心情,她才一次次忍住不骂她们。
  
  令她奇怪的是他非常尊敬她们每一位。她们若组装得马虎,他常常是一声不响地拆散了重新组装而已。不得不批评她们只图组装得快,忽略了质量,他的话也讲得很礼貌,很客气,很有分寸,绝不至于使她们难堪。
  
  一次休息时,他和她又并坐在“床”上。既然有张“床”,别人不坐,他和她何苦也不坐呢?
  
  他用火柴棍儿掏耳朵。
  
  她说:“我替你掏。”
  
  于是他将火柴棍儿给了她。
  
  “转过头,冲着光。”她就跪在“床”上,伏在他肩上,替他掏起耳朵来。
  
  而他非常惬意地闭着眼睛。
  
  忽然她觉得厂房如同真空一样静。
  
  她意识到了什么,立刻坐好,将火柴棍儿还到他手上,说:“还是你自己掏吧!”
  
  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一个个坐着破麻袋片什么的,像观看一对儿互相捉虱子的亲密的猴子似的,从各个角度用又有兴趣又怀有某种恶意的目光望着她和她的小叔子。
  
  她的脸顿时充血般红。
  
  而他,就用那根火柴吸着了一支烟,还冲她们笑。
  
  “郭师傅,今年多大啦?”她们中的一个,不算十分老但脸盘巨大,身躯胖得像河马的一个,搭讪地问他。
  
  “三十。”他简明地回答。
  
  “结婚了?”
  
  “没结。”
  
  “有对象了?”
  
  “没有。”
  
  “和你嫂子同岁吧?”
  
  “对。”
  
  “噢……”
  
  巨大的脸盘往前倾倒了一下,算是点了一下头。
  
  其他的那些女人,也纷纷点头,也纷纷“噢”。
  
  噢——老或丑的女人们失去了圆润的喉音。
  
  她忍受不了这个。
  
  “你们……你们无聊!无耻!……”
  
  她叫嚷着,从“床”上蹦下来跑出了厂房,气得站在两垛木料之间喘息,落泪。
  
  他跟了出来,站在她身旁,责备地说:“嫂子,你怎么能骂她们?”
  
  “她们……老不正经!老不要脸!……”
  
  “别骂了!”他厉声道。
  
  她猛地转过身来,见他的神色变得那么愤怒,和他哥哥愤怒时的神色几乎一模一样。
  
  “她们的年龄都和咱妈差不多!”
  
  他对她提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一向说“咱妈”,尽管她连他们兄弟的母亲的照片也没见到过,但确信他们兄弟的母亲必定是一位可敬的女人。
  
  “她们家里生活若不困难,会让她们这种年纪的女人出来干杂活挣钱?她们对我们胡猜乱想,那也不证明她们坏!她们的脑袋又不是煤球,你总得允许她们猜想点什么吧?她们问的话,哪一句是无耻的话?哪一句是不正经的话?无聊是真的。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我们觉得无聊,就不许她们和我们在一起也觉得无聊?她们觉得无聊就不许她们问几句无聊的话?……”
  
  他竟对令她气愤到这种地步的事,解释得那么简单,那么平静,那么无所谓,听起来竟好像根本不值得进行解释。
  
  “你得向她们赔礼道歉。”
  
  “我不!”
  
  “真不?”
  
  “就不。”
  
  他一转身走了。
  
  她却仍站在那里生气。
  
  那些女人们又开始干活了,她们默默地从她身旁往厂房里搬取木料,仿佛她们习惯于受了伤害之后忍气吞声。
  
  她擦尽了泪,也搬取木料进厂房。
  
  “他呢?……”
  
  她们似乎都聋了,都不抬头,都一心一意地干活。
  
  “他人呢?!……”
  
  “可不,他人呢?……”
  
  那张巨大的脸挺沉重地扬起来,河马般凸而小的一双眼睛环视着……
  
  第二天晚上,他没来。
  
  第三天晚上,他也没来。
  
  第四天晚上,她到厂里去找他。
  
  见了面,她说:“我已经向她们赔礼了。”又说:“你跟我赌气,你也得向我赔礼。”
  
  “嫂子,我再也不跟你赌气了……”
  
  他孩子似的笑了。
  
  有他的帮助,加上那些女人们的“帮助”,她本需干三个月才能完的活儿,不到一个月便干完了。她和那些女人们共同得到了两千五百五十元钱。这个数目,对于钱路宽广的某些人,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内就可以打水漂儿似的花在餐桌上,赌桌上,或女人们的身上。而对于她,那乃是活了三十岁,第一次拿在自己手中的一笔巨款。二千五百五十元啊!然而分成十三等份的话,每人所得还不足二百元。本来这一笔巨款完全应该属于她和她的小叔子!现在却有另外十二双手等着抓取了!干活的时候她还能容忍那些女人,见了钱她竟有些憎恨她们了!她们非老即笨,她们组装的桌椅还不及总数的一半,包括她的小叔子替她们返工的;可她们现在都理所当然地等着分钱,围住她坐着破麻袋片儿什么的,都那么有耐性,目光都那么贪婪,那么兴奋。
  
  “床”没了。她先是蹲在她们中间,一笔笔算账给她们听:每组装一套桌椅,一元五角整。一千套,一千五百元。七百套,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
  
  她须得使她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做到这一点要有耐性。而她们那样子,似乎都在警惕她可能故意把她们算糊涂了。
  
  “什么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的!这账能是这么个算法么?”
  
  “那,依你们怎么算?”
  
  “你这么算吧!一千套,一千五。五百套是多少?”
  
  “五百套是七百五。”
  
  “一百套是多少?”
  
  “一百五。”
  
  “二百套呢?”
  
  “三百。”
  
  “这不挺明白个账么?还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的,照你那么算,越算俺们心里越不明白了!……总共是多少?……”
  
  二千五百五十元,收据上写着。收据上写着她们也要求她算一遍给她们听。她第一次跟这么一些脑筋迟钝了的老太婆们算账,她们没费什么事儿就把她给弄糊涂了,弄到了脑筋和她们一样迟钝的地步。她们自有她们算账时的一套数学逻辑,她得运用她们那套数学逻辑算给她们听。
  
  组装一套一元五,一千七百套应是二千五百五十元——终于使她们相信这是正确的了。而使她们进一步相信每人均得一百九十六元……余两元也是正确的,她的耐性受到了一次更大的考验。
  
  刚开始分钱,她们中的一个忽然提出疑问:
  
  “你小叔子怎么没来?”
  
  “他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
  
  “没他什么事儿啊!”
  
  “怎么就没他什么事儿?他得了多少?活是他揽的,多得可以。但总得告诉我们个详数吧?他若是半道截去了一大笔,那可就不行!那可得找个地方摆摆理……”
  
  “对!”
  
  “对,对!”
  
  她们一个个都显出非常不好惹的样子。
  
  她说:“他一分钱也没得,他白干。不信你们可以到他厂里去问!”
  
  她恨不得把那些钱摔在她们脸上。
  
  “要是真的,我们也犯不上到他厂里去查问。不是余两元钱么?你给你小叔子买几盒烟吧!”
  
  她说:“那倒不必。我有个想法,跟你们商议商议。这一大笔钱咱们不分好不好?咱们共同存上,用来做基金,把这个小厂维持下去……”尽管她厌恶她们,她还是愿意和她们共谋一番前途。
  
  “不好!”
  
  “不好!”
  
  她们七言八语地说不好。
  
  她们说还是分了好,分了心里踏实。钱,无论如何是要分的。她们说她们的家里都等着花这笔钱呢!儿媳妇要买呢大衣,儿子要买录音机,孙子要买电动火车……等等,等等。
  
  “怎么维持下去啊?”
  
  “这我没想到个出路呢!”
  
  “你小叔子又替你揽到活儿干了?”
  
  “没有。我也不能总依赖着他。”
  
  “那就分吧!”
  
  “快分,快分!”
  
  从这些上了年纪的,生命宛如烛之将尽的老太婆们身上,她看到了中国当代社会最底层某些家庭内部的畸形关系。她们这些老人恐怕只有用钱,才能在这种关系中收买到一点点可悲的尊敬。老人是不值钱的,晚辈们在拮据之中膨胀着享受的种种欲望,而老人们在变相地向社会行乞;倘连一分钱都不能挣了,在家庭中可能就被视为完完全全多余的东西了。
  
  她怜悯起她们来。
  
  分了钱,她们走了。那多余的两元钱,也不知分到她们谁手里了。她们走了后,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她不愿再见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已经不厌恶她们了。她已经在心里宽恕了她们的卑琐,自私,对好人的罪过的猜疑和对几乎所有年轻女人的亵渎的思想;她心里只剩下了对她们的怜悯,唯其怜悯她们才不愿再见到她们。在生活中,我们最不愿见到的人,不是也往往包括那些我们最怜悯的人么?她和她们在一起时,感到胸口仿佛特别窒闷。也许正因为她们老了,行将就木了,她们似乎需要从空间吸收比她多得多的空气……
  
  她将一百九十六元钱用手绢包好,稳妥地揣起来。放了一段音乐静静地听,听了一会儿,关上录音机,拎在手中,环视着又变得空空荡荡的这个厂房,不知为什么,心中竟产生了一种眷眷的依恋之情。
  
  她正要离开,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在她看来哪儿哪儿都像河马的那一个又回来了,对她说:“小徐子,我信得过你!我这份儿钱今天交你了!咱俩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小厂好歹维持下去吧!总算有这么个院子,有这么个厂房,空闲在这儿怪可惜的。啊?”
  
  她顾虑重重地审视着对方那张巨大的脸盘儿,没立刻接对方的钱。
  
  “你别小瞧我。我能忽悠!忽悠是什么你懂不?”
  
  她摇了摇头。
  
  “忽悠……就是上上下下的,方方面面的,单靠一张嘴把事儿办成!这是能耐。我有这能耐!我看你有点帅才。我是个好将才!你当厂长,我当副厂长!你只管出谋划策,我到处替你忽悠它个天昏地暗!咱俩的钱加在一起四百来块,也不算少。如今光夹着个空皮包到处做大买卖的能人多啦,咱俩女的还不顶一个男的么?……”
  
  “你……真那么能忽悠?……”她犹豫,怀疑。
  
  “当然,你可以打听,凡认识我的,谁不知道我能忽悠!”
  
  “好!”她接过了钱。
  
  “大娘……你姓啥呀?”
  
  “姓马。别叫我大娘,我还没那么老。往后你叫我婶儿吧!”
  
  “马婶儿,咱俩……同舟共济了?”
  
  她觉得马婶儿姓马之后,倒不那么像河马了。
  
  “同舟共济!”
  
  ……
  
  晚上,她打电话将小叔子“请”回到家里。叔嫂一块儿包饺子时,她向他讲述分钱的情形,她以为他听了准会取笑那些女人们一番,不料他没有。
  
  他叹了口气说:“咱妈活着的时候也那样啊!为了一斤石棉线被定成一等的还是二等的,跟人家脸红脖子粗地吵。为了几毛钱的工钱,扯住人家,跟人家掰着指头算过来算过去……嫂子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穷人对钱都那么大度……尤其不能要求这些老太太……”
  
  她觉得她小叔子的那颗心善良得令她感动。
  
  她想到了自己返城后的种种经历……
  
  想到了自己为挣钱怎样给别人下跪……
  
  想到了自己为挣钱在大雨中怎样奔到卸煤厂怎样对那些男劳改们喊叫:“谁要我?你们谁要我?……”
  
  想到了自己是怎样被乖戾的命运推进了这个家……
  
  她低声说:“可也是……”
  
  饺子包好了,她让他在屋子中间支起小圆桌,安静地坐在桌旁吸支烟,不许他再插手帮她煮。火很旺,锅开得快。她心情愉悦,暂时忘记了自己明天又是一个待业者。她轻轻哼着歌儿,忙得相当利索。一边看着锅,一边剥好了一小盘蒜,还和他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儿。
  
  “立伟,马婶儿要和我把那个小厂维持下去!我俩的钱合在一块儿了,做基金。你看我们能成不?”
  
  “哪个马婶儿?”
  
  “就是最胖的那一个呀!她主张的。”
  
  “怎么不成?嫂子,现在饿不死人。我还能帮你揽到活呢!”
  
  “真的?那太好啦!嫂子就一点儿也不愁了!马婶告诉我她能忽悠……立伟你知道忽悠是什么意思么?”
  
  “知道。如今忽悠也是本事啊!”
  
  “那你怎么不学?”
  
  “我学也学不会啊,那得靠点儿天才!”
  
  他在里屋笑了。
  
  她在小厨房里也笑了。
  
  她将饺子一盘盘端上桌子,压住炉火,进了屋,安安心心地坐在他对面,和他一块儿吃起来。
  
  “香么?”
  
  “香。”
  
  “淡不?”
  
  “不淡。”
  
  她不由得回想起,去年郭立强参加一中考试那天,她也曾早早起来给他包了顿饺子。她转脸朝迎门的墙上望去——她和郭立强的结婚照挂在墙正中,照片上的他有点儿腼腆地微笑着。当时摄影师让他笑一笑,他就那样微笑了一下。如今那微笑成了他最后的微笑。按说最后的美好的东西,总该是极有价值的。可他那最后的微笑,除了造成她的一段感伤的回忆,还另外有些什么价值呢?一年,仅仅一年,由于他的死被强烈激怒过的当年的返城知青们,有几个还谈起一中事件?有几个还谈起一九八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举行的震惊全市的大示威?有几个还谈起郭立强这个死者的名字?此时此刻,有谁还在怀念他?除了她,除了他的弟弟。生活就是这样,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对于生活,一切过去了的事情,都终将是被人忘却的事情。在人心里最不能久驻的恐怕还是人。一年,仅仅一年,她每每怀念起他时的那种感伤,不是已经一天天从她心间消散了么?就像峡谷之中的浓雾,在太阳升起后会渐渐消散一样。对于她,他已不过是她曾爱过的一个男人。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她又想起,为了宁宁,她和吴茵在江畔会面的时候,吴茵曾对她说应该忘掉之类的话。当时她认为吴茵是个心灵冷漠的女人,甚至对吴茵的话有些反感。而事实上,她已经差不多忘掉了他。此刻她注视着照片上的他,心灵竟是平静的。她暗暗吃惊于自己此刻心灵的平静,却也只是吃惊而已,并不能再引起更使她激动的感情波澜了。她不得不承认,无论谁忘掉一个死去的人,那本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证明人的心灵怎样。人忘掉一个爱过的人,应该如同忘掉一个恨过的人。人不应该生活在怀念之中,人不应该靠回忆生活,不管那种回忆多么影响人。也许只有对生活绝望了的人,才靠某种怀念某种回忆过日子吧?
  
  吴茵的话是有道理的么?
  
  还是我也变得心灵冷漠了?
  
  不……我的心灵并未变得冷漠。恰恰相反啊,它分明是比原先更能蓄藏情感了啊!……
  
  摄影师当时也让她笑一笑,她似乎微笑了一下,从照片上却看不出来,照片上的她满面笼罩着愁苦。而此时此刻的她在吃饺子,心情愉悦,毫无感伤。即使想要强迫自己感伤起来也不能够。她暗暗吃惊于自己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女人?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坏女人了?
  
  “嫂子,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哥……”
  
  郭立伟也朝墙上的照片望了一眼,轻轻放下筷子,盯着她说:“嫂子,该忘的,就不该再想了。”
  
  “包括你哥哥?”
  
  “……包括我哥哥。”
  
  她万万料不到他会这么回答!回答得这么平静!
  
  她也轻轻放下筷子,双手捧着脸颊,两肘支在桌上,迎着他的目光,低声问:“立伟,你已经把你哥哥忘掉了么?”
  
  “怎么可能呢?”他垂下了目光,“只是不再想他了。”
  
  “原先你想他的时候,想哭过么?”
  
  “想哭过。”
  
  “我也是。”
  
  “有时候我觉得哥哥是到外地去了,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回来,突然站在我面前。”
  
  “我也是。”
  
  “以后我想起他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旁边劝我,对我说,死是解脱,他解脱了,你还没有。他从来没有轻松地活过,你该活得比他轻松。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你得珍惜你自己的命,你得让你的生活中幸福多一点儿,快乐多一点儿……”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她坦白地说:“我也是。”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个劝我的人好像就是……”
  
  “是谁?……”
  
  “是你……”他又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随即低下。
  
  “我……也是……”
  
  “我就学会了劝自己,我常常对自己说,郭立伟,你哥哥死了,你还有个好嫂子呢。你也得尽力,使你嫂子的生活中幸福多一点儿,快乐多一点儿……”
  
  我也是——她说。没说出口,在心里说。她始终注视着他,她想:立强,我们如果不是有一个弟弟,而是有一个妹妹,那我的命会是怎样的呢?……
  
  她受一种深厚而隐秘的柔情的驱使,缓缓站了起来,镇定地走到他身边,毫无顾忌地捧起了他的脸,俯视着,端详着。她觉得那张脸真是年轻!显示着几分男人的成熟,又显示着几分孩子的天真,成熟和天真在那张脸上交融得很和谐。她心中鼓荡起一阵爱意。就在那一时刻她忽然明白了自己,明白了她除去需要工作之外尤其需要什么。她丝毫也不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耻,更不感到罪过。她任凭那一种深厚而隐秘的柔情驾驭着她,她任凭那一阵爱意鼓荡着她的心。她的脸红艳艳的,那乃是因为柔情和爱意一下子从她心里溢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棵笋,不是从土地下,而是从塘底的淤泥中,一下子就生长了出来,瞬间冲破了一片死水,嫩绿嫩绿的,清清新新地挺立在水面之上,并且继续勃勃地生长,一节一节地向上拔。
  
  他也是镇定的,仿佛他早就习惯了她对他如此亲爱似的。他笑了,说:“其实饺子有点淡,我口太重。”
  
  她说:“不,是我口太轻了。”
  
  她就将他的头搂抱在自己怀里,抚摸着他的脸,问:“小伟,你生活得快乐么?”
  
  很自然地,她竟叫起他“小伟”来了。
  
  “就算快乐吧。”他一动不动,像孩子似的接受她的柔情和爱意,平平静静地说:“工作挺累的,又实行劳动定额,下了班,洗过澡,唯一的愿望是轻松轻松。听音乐,看小说,下棋,看电视,有时候也到俱乐部去看录像,去跳舞……”
  
  “你还跳舞?”
  
  “跳。干吗不跳?腿瘸也要跳。跳舞的时候我会忘了自己腿瘸,人家都说我跳得不错。”
  
  “姑娘们愿意跟你跳?”
  
  “认识我的就愿意,我也不请陌生的姑娘跳。”
  
  “星期天呢?星期天你怎么打发?”
  
  “星期天到松花江去游泳,划船。有时候一个人逛公园儿,安安静静地在哪儿坐上半天,看人……”
  
  “看人?”
  
  “嗯。看那些男人女人,愉愉快快地从身边走过,我就觉得自己的心情也愉快起来……还坐碰碰车玩……”
  
  “碰碰车?碰碰车是什么车?”
  
  “你碰我,我碰你,碰来碰去的一种车。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坐着玩……”
  
  “难怪你星期天也不回家,你就没想想我一个人在家里怎么打发星期天么?……”
  
  “想过……怎么能不想呢?嫂子,录音机我不拿回去了,留给你。如今一个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啊!下个月我奖金能发挺多,我还有点存款,先给你买个电视机吧。买彩色的钱不够,只能买黑白的。从电视机里,你能了解到别人如今怎么生活,还能了解到外国人如今怎么生活……”
  
  “我不要你给我买电视机,我以后挣了钱自己买。”
  
  “那不是得以后么?就算我先借给你钱。”
  
  “你也活得很幸福?”
  
  “不。不幸福……”他的头在她怀中摇了摇。
  
  “我听你说都觉得你活得很幸福。”
  
  “那是活得快乐。幸福靠命,快乐靠自己。我觉得不幸福,我才要多给自己寻找快乐……”
  
  她又将他的脸捧了起来,凝视着他的眼睛,耳语似的说:“我也是……可我没处给自己寻找快乐……”
  
  “嫂子,明天我们一块儿到公园去好么?”
  
  “好……”
  
  “没工作也要高兴地活。还是我那句话,如今挣钱不是件难事了。用不着愁眉苦脸,留心看看,你就会知道。信么?”
  
  “信……”
  
  她突然离开他,从食品柜中取出瓶酒,有些激动地说:“你看,我还买了一瓶酒呢,洋河大曲。售货员说是好酒,我也不知道究竟好不好。是好酒么?”
  
  他从她手中接过酒瓶,看了看商标,点头道:“老百姓喝,也算是好酒了。”
  
  “嫂子陪你喝吧?”她又从食品柜中取出了两个酒盅,一个摆在他面前,一个自己拿着,复坐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说:“我想回厂了。”
  
  “不行!”她也站了起来,预备阻拦他。
  
  他说:“嫂子你别拦我,我回厂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她说:“你连饺子也没吃几个。”
  
  他说:“吃饺子就那么回事儿,兴趣全在包的时候。”
  
  她说:“那我酒白买了?特意为你买的!嫂子陪你喝一盅你再走。我去拌点白菜心……对了,还有一只烧鸡我都给忘了……”说着要往厨房走。
  
  “什么都不用。”他拧开瓶盖,斟满了一盅酒,擎起来说:“我就喝一盅再走。今天嫂子高兴,我心里也高兴!”
  
  她制止道:“别喝!”探身从他面前拿过酒瓶,给自己斟满了一盅酒,也擎起来,庄重地说:“嫂子有言在先,陪你喝一盅。”
  
  他说:“嫂子,这酒度数高,你象征性地吧!”
  
  她坚决地说:“不,我来真的!”言罢,两眼瞧着他,徐徐地就将那满满一盅酒饮尽了,她的脸顿时更加艳红了。她辣得吐出了舌头,赶紧夹起个饺子塞入口中。